1935年1月28日清晨，贵州土城薄雾未散，公路尽头忽然传来短促的枪声，随后是一阵“哒哒哒”的连发射击。川军指挥所里有人惊呼：“红军怎么还有冲锋枪？”喊声中，一支头戴钢盔、胸前斜挂弹匣的部队已经冲破防线，这就是中央纵队里的干部团。
很多人提到长征，想到的是草鞋与步枪，很少与精良装备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为了护卫党中央，1934年10月出发前，中革军委就把红军大学及三所步兵、特科学校重新合并，凑出一支由陈赓、宋任穷率领的1400余人部队，名字叫干部团，但对外极少暴露真实番号。
编成时的规矩很简单：班排长以上才能入选，真正的“老把式”才配进这个团。团里有3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和1支上级干部队，学员课桌尚未收拾，就被要求“一手拿教材，一手背武器”随中央西行。
武器配给也下了血本——每人两支枪，大多数是缴获自德械师的MP18冲锋枪；德式钢盔成了标配，迫击炮、工兵器材一样不少。在当时，这套行头甚至让不少国军师级主力自叹弗如。
干部团在长征路上主要担任警戒、先导、掩护，不轻易参战，但只要投入，就往往是要害一击。土城之战就是第一次亮相。当天川军越聚越多，红3军团、红5军团防线吃紧，三小时外的红1军团尚未赶到，局面逼近崩溃。陈赓一句“顶上去”，干部团戴好钢盔、拉开枪栓，4营迫击炮砸向川军指挥所，步兵营像利斧一样撕开缺口，硬生生稳住了战线，这才换来中央红军从容二渡赤水。只是，从土城撤出时，5名连长已永远留在河谷。
遵义再克老鸦山，是干部团的第二次硬仗。敌情判断显示，守军只剩周浑元、吴奇伟部两个师。中央决定集中兵力速决，干部团被列入强攻序列。子弹泼洒般扫过茶园，冲锋号响，干部团与1军团协同登顶高地，迫使周、吴两师崩溃。遵义城二度易手，红军由此赢得宝贵休整。
第三次战役发生在皎平渡。金沙江水势凶猛，一旦敌军抢占北岸，中央红军必须翻回贵州。刘伯承、宋任穷带着干部团3营和工兵连昼夜行军160里，于拂晓前压到江边。渡口守敌被稀里哗啦击溃，干部团抢得木船七只，立刻轮渡。陈赓随后率两个步兵营、特科营和上干队赶来，在通安州阻住刘元璋部两团。机枪点射压制、刺刀冲锋接力，川军人多却顶不住不要命的猛攻，六百余人被俘，北岸遂成红军囊中之物。金沙江大迁移得以完成，几十万追兵随之落空。
渡江后，干部团改名随营学校，再到陕北时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几所红军学校最终并入抗日红军大学，抗战时期又易名抗日军政大学，新中国成立后，这条脉络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国防大学。
干部团真正令人津津乐道的，并非战史片段，而是人才井喷。1955年授衔，陈赓、肖劲光佩带大将肩章；宋任穷、韦国清、周士第挂上上将三星；莫文骅、丁秋生、方强、谭希林等人成为中将；苏启胜、苏进、王智涛、刘少卿跻身少将。换句话说，小小一个团，后来出现两位大将、三位上将、一串中少将，这在各军序列里绝无仅有。
仔细想来，这支部队之所以能在长征途中保持旺盛战力，原因不外两条：其一，成员皆为基层“老刀子”，枪一响就知道怎么协同；其二，中央纵队随身携带全部高级干部，前有陈赓，后有叶剑英，一旦有事，决心与命令都能在数分钟内完成传达，再加精良武器，战斗力自然水涨船高。
有人说干部团是红军的“御林军”，听上去像溢美，其实更像事实描述：它的确寸步不离中央，的确在最紧要关头冲在最前面，也的确用牺牲守住了战略转移的命脉。长征不是传奇，它是由一公里一公里的山路、一条又一条河流，一场又一场血战铺出来的。在那些最危急的路口，钢盔与冲锋枪的冷光提醒后人：胜利从来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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