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窝配资 “十五五”如何启动中国经济“指数级增长”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笔者认为，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但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应特别重视维持和强化经济中的超越线性增长动力。

经济的超越线性增长即规模收益递增，指当所有生产要素等比例增长或者不成比例增长时，产出将以更高比例增长，这不同于规模报酬不变（甚至下降）的线性增长机制。

回顾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和中国经济增长历史，其超越线性增长的特征很明显。根据一些学者基于麦迪森项目数据库的测算，公元1000年至1820年的前工业社会，世界人均GDP年复合增长率几乎在零左右，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的1920~1950年达到1%，21世纪以来则达到2.4%左右；中国1978年以来的人均GDP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9%左右。随时间推移，世界人均GDP向右上方呈现一条指数形态的增长曲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人均GDP增长也是这样一条曲线。

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经典的增长模型里，通常假设产出增长是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的，如果放弃这样的假设，则经济增长将不能收敛到平衡增长路径，超越线性增长思想甚至被长期认为是危险的。早在1939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就警告，“一旦承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整个经济理论体系都将面临崩塌”。因此，直至目前，主流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还是均衡下的报酬递减思想，报酬递增的增长理论没有获得足够重视。这对当前阶段的经济研究，尤其是经济非均衡发展时期的思想创新形成一定约束。例如，一些观点笼统地认为，当前我国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增加投资已经不能维持经济较高增长，甚至认为未来面临增长乏力困境。

然而同时，AI行业迎来历史性时刻，2025年10月底，该领域的技术创新者英伟达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的公司；类似的增长故事还有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中国的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等。此类公司在极大规模下依然保持高增长，回报结构更像“幂律分布”，这些世界和中国经济中的新现象已引发经济学界特别关注。

或许，在此我们应该重温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对当前世界经济底层结构的经典总结，即“我们不妨将经济世界划分为两种体系：一种是以资源为主的大规模生产型经济，其产品本质是资源的凝结体，只有少量知识参与，遵循马歇尔式的报酬递减原则；另一种是以知识为主导的智能型经济，其产品是知识的凝结体，仅需极少资源，而增长机制是报酬递增”。而如果世界的底层经济结构已经变成第二种体系主导，那么这种超越线性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来自哪里？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一文中提出，报酬递增可归因于劳动分工、专业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积累、经济思想和知识、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恢复经济均衡（人在经济非均衡条件下重新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可以理解为企业家能力的一部分）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可以进一步归结为相互联系的四个类别，并且都和经济中人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日益扩大的劳动分工与伴随的专业化。分工带来的专业化使得劳动熟练程度提升、时间节约并引致机器的发明改进，因而提升了劳动效率，但分工程度受市场规模约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举了个经典的分工促进效率指数级提升例子：如果让一个人独立制作扣针，那么或许一天不能制作出一枚；但如果将制针的工序分开交由多人完成，那么每人一天平均可以生产扣针4800枚。

其次是技术进步，包括实现生产目的的装置、方法和流程的改进，其演化具有指数增长性质，从而促进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生产函数生成。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一文中指出，技术是由“技术”组成，其每个组件、子技术系统也是子组件、子子技术系统的集成，直到最基础的水平。因此，由于新知识、新材料不断被发现、掌握，人类可用于“组合”的组件不断增多，因而新组合、新技术能够不断产生，在组件达到一定量级的时候新技术甚至能够实现指数级增长。

再次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主要包括通过教育或经验（“干中学”）获取的知识以及社会中企业家才能（创造能力、配置能力）的激发、释放。人力资本积累使得劳动者工作技能大幅提升，并且具有正外部效应。西奥多·舒尔茨指出，那些有较高概率产生报酬递增机会的特定形式人力资本包括研发投资和基础教育等。“股神”巴菲特曾在为企业无形资产经济商誉辩护时指出，“虽然会计商誉从并购那一刻就有规律的摊销而定期减少，但经济商誉却以不规律但非常重大的方式增加”，即真正的商誉不仅不会像有形资产那样随时间折旧而减少，反而有可能增加；类似于经济商誉，人力资本正是超出国家资产负债表中有形资产之外的无形资产，其很大程度上的复用性、可传承性克服了有形资本折旧这一导致增长收敛的因素之一。

最后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思想、制度与组织，其中主流经济思想通常影响了经济制度的形成，并最终决定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正是授予了研究制度形成及其对国家繁荣影响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三位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的重要结论包括，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使得个人和企业能够安心地投资和积累财富，有效的契约执行制度能够降低商业活动交易成本，以及有效的市场竞争制度能够促使企业不断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从而推动经济长期增长。

以上经济增长体系中可能强化超越线性增长动力的四类源泉，其本质就是人的无限创造力。但客观来说，我国在各个方面仍面临一些亟待突破的约束和问题。例如，我国构建统一大市场仍有诸多阻碍，全社会企业家才能的培育与释放不足，以及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仍有扭曲等。因此，“十五五”期间乃至未来10年，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对增长中的收益递增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增强中国经济超越线性增长的动力。

其一，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进世界市场拓展和扩大劳动分工、产业分工，有效助推企业出海和破除建设统一国内大市场的壁垒。在当前“逆全球化”愈演愈烈的形势下，可重点加强与那些经济体量较大、活力较强且与我国合作关系较好的新兴市场国家经贸往来；在国内，应注意通过优化调整高质量发展考核的经济类指标，防止地方政府因应对考核而形成国内市场壁垒，阻碍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有效发挥。

其二，坚持苦练内功，真正注重落实“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从长期来说，人力资本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优势，应大力提升全社会基础教育质效，鼓励企事业单位加大有组织的研发投资，并注重通过实质性的产教融合和政产学研协同机制突破教育与产业系统之间深层壁垒，培养造就更多顶级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同时，下决心通过国有经济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来激发全社会企业家才能。

其三，尊重技术规律，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只有拥有更丰富的组件“工具库”，才更容易催生新组合、新技术，因而在科技创新中要重视深化国际交流和开放整合全球创新要素，以及打破传统学科壁垒、通过协同合作催生原创性成果。在数字经济时代，统筹国家科技资源优先支持数智技术创新、提升其对数字中国建设的适应性和支撑性十分必要。

其四，深化制度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考虑到当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化债中稳步发展，既要及时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提升政府公信力与建强社会信用体系，同时又要防止地方政府因化债压力较大而不合理干预资源配置。

（肖大勇系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经济学博士；胡君卓系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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